《第一财经周刊》数年前特写：一个中国学子在华尔街度过初级分析师的两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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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第一财经周刊》数年前写过篇特写：一个中国学子是如何在华尔街度过初级分析师的两年炼狱。

华尔街奉行“升职或离开”(Up or out)的文化，要打开上升通道赚更多钱，就得玩命。

作为散户，有必要体会下那些高端写字楼里的对手是怎么拼的。
这里分享部分简化后的内容。

自3年前来华尔街，任摩根大通(J. P. Morgan)初级分析师的 Henry Jiang 从未离开这里。他熟悉大多数餐厅酒吧，楼宇间如何穿梭更快，甚至知道到哪家星巴克等待时间更短。

多数工作日，他7点起床，边吃早餐边浏览电子版《华尔街日报》。假如纳斯达克重挫，或许可以从中找到一些机会。

他租的公寓离办公室步行只20分钟。

到处都是“早起的鸟”，大家赶着参加晨会。街道上西装革履的职业人士行色匆匆，随时可以听到充满数字的对话。

他曾打算搬到和曼哈顿对岸的新泽西，同样的租金，房子会更开阔。但每天会多花半小时通勤，最终他还是放弃了。

公司里那些高阶管理人员，则大多住在康涅狄格州。他们乘坐Metro North Train，直达中城的中央车站。出车站后，3分钟就可到达办公室。

虽然距离远，但便利得像是公司和家两点之间的摆渡车。他也不知道，这会不会就是他未来的生活。

Jiang 是杜克大学高材生，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研究。

最初，他打算做律师，但觉得律师终究还是乙方，为何不直接成为甲方，进投行和别的金融机构呢？

经过一系列申请和面试，他幸运获得了摩根大通的暑期实习机会，随后顺利获得转正。

作为初级分析员，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搜集、整理和分析财务数据。

如果遇到几个上司同时分配工作，他就不得不做到夜里两三点。那种感觉，就像是电脑在不同程序之间切换。

“你不能去控制这些时间，感觉生活不属于自己。”

下午7点后，员工可以在公司获得一顿免费晚餐。

免费晚餐意味着人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继续工作，公司会提供洗衣、照顾孩子等各类服务。

在精神不振的下午，则会有各种免费的咖啡因和餐食，大多数投行大楼内还设有健身房。

工作和生活的界限，变得越来越模糊。

这种崇尚“过度工作”的文化中，人们将加班内化为正常现象。工作就像是一种宗教。

无日无夜待在办公室，成了加入“华尔街俱乐部”的前提，是整套系统运转的必要法则。

对 Jiang 来讲，最长的工作记录是一周超过130个小时。

整整一周，难分日夜，他基本每天早晨8点进到办公室，凌晨6点离开，回家冲个澡，再回到这幢大楼内。

如果一个银行需要说服客户决定一项投资，需要提供充分的数据支持，很多数据来自 FactSet、Bloomberg等订阅服务，最终要呈现为一个pitch book。

提交报告前，工作时间可能无限加长。

分析师之上的Associate、副总裁、董事总经理都可以随时提出意见。比如董事总经理可能在凌晨3点的时候写邮件来，希望75页上的图是柱状图而不是饼状图。

这就是个结果至上的环境，它只会让你做多而非做少。

毫无疑问，进入华尔街写字楼的每个人压力都很大。

为了专注而且长时间工作，一些分析师会服用莫达芬尼（Modafinil）这样的药物。

由于分析师很久不见日光，体检时常会被诊断为“维生素D缺乏”。

对健康的牺牲，是高风险游戏中的赌注，也是一场炼狱。

但是在投行拥有两年炼狱般的经历，对那些向往商务舱、牛排大餐的年轻人，仍具有无限的吸引力。

工作面试在每年春天特别活跃，那时奖金发放已经确定好了。

此时投行内就会出现很多“预约牙科医生”或是“家里有急事”的说法，一些分析师借此出去面试新工作。

下一步是私募或对冲基金，预示着更好的职业前景，收入也会高很多。
(注：近年来投行初级分析员年薪已到15-20万。)

Jiang 在摩根大通度过了两年初级分析师工作之后，顺利拿到一家私募基金的offer，头衔升到associate。

这意味着很多的出差，更大的责任，但有着更好的待遇。而且每天工作时间再也不用那么长。

Jiang 感慨，“虽然收获了很多经验和朋友，但这真是漫长的两年。”